谢望原：《谨防刑法过分工具主义化》，《法学家》2019年第1期，第96-100页。

反之，若我们无法保证这一点，则很有可能造成司法异化的乱象。(106)在刑法对集体法益进行扩张保护的趋势兴起之前，法益论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但是，随着与集体法益有关的刑事立法大量出现，人们对法益论的信任开始动摇，人们产生了是否还能用法益论来解释新的立法、法益论是否还能发挥限定刑罚边界的功能等疑问。

(106)参见[德]京特·雅克布斯：《保护法益？——论刑法的合法性》，赵书鸿译，载赵秉志等主编：《当代德国刑事法研究》(2016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90)参见陈家林：《法益理论的问题与出路》，《法学》2019年第11期，第14页。(26)参见陈志龙：《法益与刑事立法》，台湾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1997年版，第138-140页。不过，相关的司法解释文件对处罚范围进行了一定的限制。首先，刑法对法益的保护日益向对社会制度的保护拓展。

多人在深夜的街头同时吹口哨，并发展成为噪声污染而需要法律介入，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其中的许多案件，无论是从刑法学理论角度分析，还是从民众朴素的法感角度分析，都不应该被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或者说它们只是一般的行政违法案件。在现代宪法上以国家和政府作为义务和责任主体而存在的基本人权或者公民基本权利，对于基本权利主体公民或自然人来说，自身有时并不能真实感知享有某种基本权利所带来的利益，因此，基本人权的权利构造与民事权利的权利构造是不一样的。

来源：《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3期。在发展和构建和平权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对这些问题予以回应，进一步思考解决办法。总的来说，关于和平权能否成为一项权能完整的具有独立的人权保护价值的基本人权，国际国内两个层面都存在一定理论认识上的分歧，但总的来说，随着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的面世，和平权在法理上的正当性基本已经解决，剩下的就是如何在制度上来有效落实和平权的实现义务和责任。马岭教授提出只有和谐的权利才是法理上具有正当性的概念，这从另一个角度反证了旨在追求自由的权利由于本身不和谐，故而就无法真正地保障自由权的实现，所以，对权利提出和谐的要求，实际上是自由权实现的价值目标，也是自由权实现的具体措施。

所以说，和谐权真正地抓住了人权需求满足结构的核心要义，对现代人权保护机制提出了更高的、更理想化的要求。文献可见于《礼记﹒乐记》：其声和以柔。

上述观点实际上主张和平权是各项基本权利实现的手段或者目标，而其本身不是应当加以确认的人权保护对象。和谐权是在这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人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杜焕芳教授就和平权理论在中国国际民事司法协助领域的实践谈到，和平权规则及制度实际上就是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这二者放置在整个基本人权保障体系中来考察，可以发现，和平权与和谐权存在着权利功能上的互补与递进特性，很有必要在学术上加以关注，在法理上加以很好的回应。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常健教授谈到，人权的发展经历了从理论层面、政治层面，到最后的法律层面的过程，而和平权应当涵盖哪些内容，是和平权法律化的核心问题。《左传﹒襄十一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尹奎杰教授从法学理论角度对和平权利进行了论证。和平是和谐的价值基础和逻辑前提，没有和平，和谐就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存在和满足人们的需求。

联合国大会于1978年通过《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确认了每个国家和个人都享有过和平生活的权利。摘要：和平权与和谐权是近年来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开始关注的重要人权概念和术语。

基于上述分析，将和谐权作为新一代人权单独确立人权保障制度和机制是必要的。盖因《和平权利宣言》在起草中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和争议，特别是在和平权是否具有基本人权属性上就存在巨大争议。

事实上，纷繁复杂的人权保护体系给予每一个自然人个体保护的只是相互隔离的局部或者是部分人权利益，在整个国际人权保护机制中，并没有一个从整体上来全面满足个人整体性的人权需求的人权保护体系。只有和声和弦之音才能悦耳动听，否则就会成为杂音。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综观马岭教授和邱本教授关于和谐权能否具有权利存在的正当性的阐述，都表明了和谐权如果要纳入传统的基本人权体系，其法律性质应当属于自由权。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要深刻认识做好人权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更加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人人被公权力善待是和谐权的价值所在，也是和谐权的法律要素。

《和平权利宣言》最终由联合国大会以130票赞成、34票反对、19票弃权正式通过。事实上，和平权与和谐权作为两个有争议的权利术语，不仅在和字上同义，而且在权利功能上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法文为：labridelapeuretdelamisère。据笔者统计，以中国知网CNKI文献检索来说，如果以和平和谐作为篇名检索，有400多篇文献与此具有相关性，但没有一篇是把和平权和谐权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和谐社会的价值特征和制度要求作了明确的阐述。

很显然，上述保障和平权利实现的措施只是适当的可持续非常模糊不清的引导性描述，对国际社会、世界各国提出的要求只是鼓励各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组织及民间社会支持和协助《和平权利宣言》的实施工作。从个体对人权的需求结构来看，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人权问题得到了解决并不意味着个体的整体人权状况就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个体的身心协调以及与他人交往中的和谐状况对于个体人权需求的满足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2016年12月19日召开的联合国第七十一届大会进一步审议了该宣言。在这里，和谐权是对权利的一种形容。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和平权的权利构造，同样也适用于和谐权的权利特征的塑造。《后汉书四九﹒仲长统传﹒昌言﹒法诫》：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政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

第2条又规定：各国应尊重、实践和促进平等与不歧视、正义和法治，保障人民免于恐惧和匮乏，以此在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建立和平。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不过，邱本教授在《论和谐权的基础》一文中对和谐权权能的正当性作了充分的法理辩护。笔者认为，基于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关于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定位，和平权实际上可以在权利属性上与传统人权体系下的生存权联系在一起，并且由于危害和平的武力和战争是以消灭自然人的肉体为特征，所以，和平权直接保护的应当是包括人格尊严在内的集合性人格权利。

和在现代哲学语言里有着融合的意蕴，以和为基，世间万物得以和谐生存和发展。三、和平权与和谐权的权利结构与功能 很显然，和平和谐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价值追求，传统基本人权制度保障下的人权主体也存在对和平和谐的真实的利益诉求，但基于传统权利理论通常以具体法益作为基本人权的制度权能的逻辑限制，要将和平和谐两种带有价值特征的利益追求纳入权利范畴来助力实现，确实需要在法理上对拟制的和平权和谐权的权利特征作深入和系统的分析。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和平权和谐权本身在权利构成的正当性上尚未得到充分论证，和平和谐的词义与权利词义的嫁接和融合需要法理上作出更科学和有效的阐释，而不能满足于简单的词组拼接。从英文版和法文版的直译来看，《和平权利宣言》中的和平权并非是therighttopeace或ledroitdelapaix，其中插入了享有（英文为enjoy。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述讲话中所提及的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包括人权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非常科学地解决了和平权和谐权制度化和实证化的制度抓手。在国际人权保障层面，和平权已经得到了相关国际法文件的肯定，但其性质仍然处在宣言阶段，如何具体落实实现和平权的措施，至少目前在国际社会尚未达成共识。

（二）基本人权的权利构造必须坚持具体与抽象、手段与目标、条件与结果的有机统一 在传统私法理论中，民事权利的权利对象都是与民事主体相关的有价值的具体法益，尽管这种法益可能是有体物，也可能是无体物，甚至可能是抽象意义上的权利，但民事权利所保护的都是民事主体能够真实感知的利益需求。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与和平与和谐相关的权利概念的学术渊源 在汉语中，和平与和谐这两个词组中都有一个和字。

尽管有的学者提出和平权和谐权只具有手段功能，但是基本人权本身的价值是相互关联的，不仅许多基本权利存在权利规范之间的竞合问题，也就是说多项基本权利用于保护同一项法益，而且基本权利的权能之间也存在手段与目的逻辑链条上的紧密逻辑联系。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